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為了反共產主義滲透和提升國家安全，重新採用政治及外交國策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將整個南美視為自我勢力範圍，透過干預各國內政，到處插手南美事務，間接控制各國政府的運作，嘗試將拉丁美洲視為後花園（American backyard）。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美國在南美推動一系列「民主外送」右翼親美政變、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採取文化意識形態層面的戰略，在南美推廣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民主化政策，旨在增強美國對加勒比海國家的影響力，種種政策萬不離中，目的就是確保其後院免受左翼政治影響的任何潛在威脅，從而強化國家安全。
2000年期間，因各親美南美政府政權施政失誤，過分推動富有美國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使各國經濟「水土不服」，出現大量民生問題，導致一股「粉色浪潮」（Pink Tide）政治風，並有大量社會主義色彩濃重的政黨在選舉中獲勝並上台執政。當時由雨果·查韋斯（Hugo Chavez）領導的委內瑞拉推動反美政策的「玻利瓦爾主義」運動 （Bolivarianismo），強調反貧困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和福利制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實施計劃經濟政策，並高調反對由美國主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政治意識形態和國際體系（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更表示希望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模範，顯示如何能夠在違反華盛頓共識的前題下獨立行事，成為當時首個在美國勢力控制下高調反對歐美勢力（美國和西歐國家）並和東方勢力（俄羅斯及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南美國家，在南美推動社會主義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查韋斯的國家計劃經濟政策不單透過國有化石油儲備政策踢走美國勢力，重奪石油資源主權，以及對古巴和伊拉克的親東外交方式被認為嚴重威脅著美國利益所持的舒適地位。美國意識到查韋斯將會嚴重影響他們在南美的政治勢力及能源保障，其後將其政策調整為有如冷戰時期「民主外送」的軍事與政治混合強硬對策作為回應，並秘密計劃一系列反查韋斯政權的行動。在2002年4月，委內瑞拉發生政變，委內瑞拉軍隊最高司令官盧卡斯·林孔·羅梅羅(Lucas Rincón Romero)監禁查韋斯，並強迫查韋斯簽下總統辭職書，期後立即推當時的工業聯合會主席佩德羅·卡爾莫納(Pedro Carmona)擔任臨時總統，美國即時支持新臨時總統的合法性。但當時政變不得民心，親政府軍隊展開反政變行動，成功鎮壓政變組織並恢復查韋斯總統職位。當政變失敗後，大量新聞暴露了美國海軍和中央情報局的積極直接介入政變，反映了喬治布殊政府消滅查韋斯政權的決心。
美國參與2002年政變和反馬杜羅政策可謂外交政策的一大敗筆，令後期的美委「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埋下伏線。當時俄羅斯作為唯一能夠抗衡美國的大國，在過去美國遏制戰略的壓力下，已嘗試利用拉丁美洲的「粉色浪潮」來擴大其在美國本土附近的政治及軍事影響力。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傑維斯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刊登「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的一文提到，國際政治角力時中所引起的安全困境和不安感（insecurity）會容易導致戰略性聯盟（alliance）形成。美國對查韋斯的秘密軍事行動使美委關係急促惡化，查韋斯深知美國不可能放過任何推翻他的機會，需迅速尋求大國保護，強化自身保護能力。當時，委俄兩國幾乎是有著相似的意識形態、利益和共同勁敵，俄羅斯見勢即利用查韋斯的不安感，並在2005年雙方正式結盟，達成戰略合作關係，並成功將其影響範圍擴大到拉丁美洲。
委內瑞拉與俄羅斯結盟對他們而言是「雙贏」局面，委內瑞拉能夠享有俄羅斯的保護；另一方面，俄羅斯不但能夠在美國後花園佔了一個重要戰略據點，而且委內瑞拉自身的軍事力量、經濟規模、戰略能源和政治實力相比冷戰時期的古巴更有優勢，幾乎是後冷戰時代的古巴2.0。所以，俄羅斯亦毫不客氣，在2009年和2011年分別向委內瑞拉提供了20億美元和40億美元的貸款用於購買軍備；另外在2008年舉行聯合軍事行動，向委內瑞拉派遣能攜核武的圖波列夫Tu-160重型戰略轟炸機和彼得大帝（核動力軍艦）到委內瑞拉，向美國展示俄國保護它的決心。2011年後，對美國極為反感的馬杜羅接任總統一職，並採取更激進的反美查維斯主義，大力強化委內瑞拉𤩧軍事力量，和俄羅斯建立軍事以外的合作，共同發展核科技，透過大幅提升委內瑞拉的軍事實力，穩定左派勢力，增加俄在南美的政治籌碼，正式成為俄國的南美東道主及抗美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