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犯罪學理解香港青年「反社會」的心態



近期在新聞報導中,不時會報導本土派人士相關的新聞,例如:在7月27日,香港警方引用《社團條例》第8條,以相信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影響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及他人權利和自由為理由,建議保安局長宣布該黨為非法團體;在7月13日,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早前被裁定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及承認襲警罪,兩罪共被判監6年等等。過往鼓吹香港獨立等的社運人士都需要面對各種法律制裁,而香港政治三大黨派(建制、泛民主派及本土派)對打擊港獨派人士的新聞各有表述,大家議論紛紛,但大眾一般都沒有再回顧及深入討論當初出現這種社會現象的因由和過程,所以本人希望以不同的角度,回顧青年「反社會」心態的演變和過程。


從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數據反映,市民對香港及內地的負面情緒是由2008年開始,不論是巿民的身份認同感、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等等,各數據都有類似的趨勢。大眾對與中國有關事項的評分從2008年起全面下跌,而當中的青年問題更令人擔憂。事實上,青年在同期間高度及高調參與社會運動,尤其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權有關,形成「反政府勢力」或大眾所稱的「反中力量」的「前線部隊」。例如:在2011年學民思潮 (Scholarism)的成立(主要由中學學生成立的社運組織)、在2012年的513 撤回國民教育課程大遊行、2012年至2016年的光復行動、2014年的「佔中事件」 (Occupy Central)等等的社運,都有大量年青人的參與,而本文章目的是梳理當時經濟和社會因素如何製造香港社會「反」的風氣和環境。


社會經濟因素能成為青年反對社會、政府及制度的成因。由美國社會犯罪學家,羅伯特墨頓 (Robert Merton)提出的緊張理論 (Strain Theory) 就是從偏差行為結構概念,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和宏觀社會經濟及文化之間的互動如何促使社會性的偏差行為 (deviances)。


充滿競爭的環境使人壓力沉重


理論強調社會文化所定的目標 (cultural defined goals) 和達到目標的制度性手之間 (legitimate means to achieve defined goals) 的關係。理論指出社會會社教化市民關於成功、物質財富及金錢之間的關係,且鼓勵每個人通過自己的最大努力,以合法性的手段(例如:讀書、合法工作等等)獲得成功的機會和權利,為自已實現社會所定的目標(例如買車買樓等等)。不過,由於社會條件和經濟現實環境等因素,並非每個人、每個群體都可以擁有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及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也並不是一定保證能達到成功目標。所以,在一個充滿對成功競爭的環境,加上社會對人的長期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使人在該社會結構生存時產生緊張感 (strain)。


如果人長期受到過於沉重的文化和社會壓力影響,他們不僅會對社會文化目標和合法性手段變得消極,甚至會提出拋棄現有體制的思想和框架,積極嘗試建立某種另外一套不同於現今社會體系的價值,而理論界定這群人的適應方法為——「叛逆型」(Rebellion)。「叛逆人士」會努力營造一種「新」的社會結構,若一個社會很多人採取叛逆型的適應方法,則可釀成社會運動,最後可導致既存文化的完全改變。

可先理解理論所提的「社會文化目標」,在理論成型時,主要是以美國社會價值為主題,例如:金錢成功(買書買樓等)、社會地位提高等等,而大部份的經濟社會(甚至香港)基本上都是以這類價值構造社會文化,保持經濟活力。


青年生活水平不升反跌


再從經濟方面入手;香港經濟一直屬於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自由市場經濟系統。國際商業、貿易及金融樞杻,服務業主導程度極高的城市,佔GDP的比例約90%。香港回歸後多次面對外來經濟困境,中央政府以一系列惠港政策支持香港,應對各種困境,同時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在宏觀經濟,除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影響外,其實香港在中央惠港政策的影響下,從2005年至2015年間一直處於正面發展,同時失業率持續下跌,由5.6% 跌到 3.3%,如在經濟觀點而言,等同「全民就業」。


香港整體經濟持續向好,市民應感受到經濟的正面發展和生活質素的改善,但如從青年起薪點和貧窮人口來看,反而會出現相反情況。


從貧窮人口數據作參考,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供的資料數據,貧窮人口不但沒有因經濟收益而下降,反之不斷上升,在2005年到2010年間,貧窮人口由114.3萬人上升的120.6萬人;同期青年的貧窮人口人數則由 14 萬上升到 16.8 萬。青年起薪點方面,新世紀論壇和新青年論壇在2016年發表了名為《香港各世代大專生及高中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指出整體大專學歷勞工的中位數收入,從 20,463 元(1995 年)跌至 16,898 元(2015年),跌幅為 17.4%。其中第五代香港年青人(出生於1986年至1990年)在2010年時的起薪點下降之20年來新低,只有 9,779元。所以,過去 20 年,大專學歷勞工收入一共減少了 9.9%。雖然不同世代大專畢業生的收入有一定上升,但是愈年輕的世代,收入上升的幅度較低,升幅亦不能彌補其低起點。所以,當時青年的生活水平不單沒有提升,反而不斷倒退。


這也反映出貧富懸殊問題,「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上世紀80年代,香港堅尼系數 (gini coefficient) 處於0.45左右,堅尼系數在0.4 或以下算作合理水平,但直至2011 年已升至0.54水平,問題「非常嚴重」。當時,只有9個發展中國家堅尼系數「超港」,分別是萊索托 (0.63)、南非 (0.63)、中非共和國 (0.61)、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0.61)、海地 (0.61)、博茨瓦納 (0.61)、納米比亞 (0.60)和贊比亞(0.58);簡單來說,香港雖是已發展的城市,但是貧富懸殊問題卻和發展中國家不分上下,也反映出超嚴重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


所以,如從社會犯罪學角度理解,市民在一個本已充滿競爭的環境裏已面對一定程度的緊張感,而青年受到當時的各種經濟壓力和生活質素下降的情況下,刺激了社會性的緊張感,將香港成為了有利叛逆主義的溫室(greenhouse)。青年拋棄現有體制的思想和框架,望以衝擊香港的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等等,和建立某種另外一套不同於現今社會體系的價值,助長「反政府」、「反制度」、「反中」、「反物質文化」等等的社會心態。